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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實作家”劉慶邦:《盲井》原著作者,四十年書寫煤礦
字號:[    ] 發布時間:2020-03-25 13:31:40 來源:中國新聞周刊

  2012年,作家劉慶邦接到一個電話,是礦上的親戚打來的,那位親戚的兒子掐死了自己的親兒子。

  原來,親戚的兒子在讀高中時,因為壓力精神失常,不能繼續讀書,親戚就給兒子娶了媳婦,結婚一段時間就抱了孫子。孫子出生后,家人的愛都轉移到孫子身上,再加上兒媳因為家里沒答應買房要離家出走,兒子受到刺激,精神崩潰升級,一時失控把自己的兒子掐死了。

  悲劇引發了創作的欲望。劉慶邦以此為原型,創作了長篇小說《家長》。小說里的家長有個最普通的名字,母親叫王國慧。兒子也有個最普通的名字,叫何新成。這是一樁發生在普通家庭的日常悲劇。劉慶邦不怕讀者對號入座,相反,如果能從中有所反思,他歡迎每一個家長到小說里找找自己的影子。

  此前,劉慶邦一直專注于煤礦和農村題材,他擅長以緊湊的節奏和強烈的情節展開文化與社會批判,《家長》是劉慶邦再度涉獵城市題材的嘗試,此前他寫過一系列關于城市保姆的短篇。《家長》是他迄今篇幅最長的小說,圍繞著教育問題,農轉非、計劃生育、下海經商、“性解放”、教育產業化,曾經熟悉的社會潮流被一一呈現。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寫作,來承載歷史與時代,在社會性的背景下考察人性。

  日常生活的燃料

  劉慶邦一直關注教育問題。作為家長,他有一兒一女,如今兒女也做了家長。兒子小時候數學不好,劉慶邦付出了很多心血,也有很多體會。他的微信朋友圈從開通以后就很少發言,寥寥幾條分享,一半是關于家庭教育。

  寫長篇,劉慶邦習慣先找到原型。他曾說過,“我寫長篇都是往后看,是一種回憶的狀態。有的時候,甚至得等小說中主要原型人物去世以后動手。蓋棺定論,對人能看得稍稍清楚,人物才能在腦子里活起來。”起初他未考慮寫教育題材,直到親戚的那通電話,原型自己找上了門。

  找到了原型的抓手,劉慶邦還需要從生活里發掘更多的肌理。他回家探親時,找兩個當中學老師的侄子,聊老師和家長的一些交往,當代學校的狀況,同時他調動了自己當家長的親身體驗和生活積累。

  一次劉慶邦參加家長會,老師點名批評他的兒子,平日性格溫和的他跟老師當場辯駁,“不能把什么不好的事都推到成績不好的孩子身上。” 這件事他到現在印象還很深,其他家長都很吃驚,家長會上,家長一般都“很乖”。劉慶邦把這個場景寫到了小說里。

  對于應試教育,劉慶邦認為這和中國幾千年“學而優則仕”的教育文化有關,人人雖然都覺得應試教育有問題,但每個家長、老師、學生其實都是應試教育的合謀。家長的焦慮是一方面,教育產業化也催生了不好的風氣,《家長》里寫到一個老師,下海破產后,通過熟人介紹回去當老師,通過辦輔導班還債。

  劉慶邦認為除了智力教育,應該對孩子進行情感教育、人格教育,包括意志力教育。回憶起來,母親是他這方面最好的老師,母親雖然不識字,卻教會了他誠實和勤勞,他覺得,這兩個品德,夠他受用一生。

  他自我評價是個“淚窩子淺”的人,情感脆弱,見不得人受苦。朋友徐迅記得一件事,劉慶邦在路上看見一頭騾子,心疼牲畜艱辛,竟上前跟騾子說話。作家中,劉慶邦喜歡沈從文,覺得沈從文的小說飽含感情,跟自己的心性相合。他認為,好小說情感要飽滿,但不是亂寫,“用思想整理過的感情,才是深刻的感情。”

  《家長》寫得悠閑卻透著張力,日常生活的表面下藏著一股勁。雖寫王國慧撫育兒子何新成的故事,前面卻用了整整一章扯些閑篇。從王國慧的病,與母親、妯娌、村里的傻女人的相處,幾個側面就把王國慧肯吃苦、愛要強的性情立住了。小說開篇還寫了王國慧平生最大的憾事,因為母親阻攔,她只上到初中就輟學了。遺憾和個性驅使著王國慧不斷向上,并把這種壓力轉嫁到后代身上,壓力在一個個事件中積累,最終釀成悲劇。

  推著劉慶邦小說往前走的那股勁兒,按照作家王安憶在給學生上課時的說法,是一種“邏輯動力”。“情節按邏輯的動力向前推動。前一個邏輯推動后一個邏輯,一直把小說推向高潮。”不合邏輯的事兒他一般不寫。他喜歡曹雪芹,“世事洞明皆學問,人情練達即文章”。在他的小說里,人們的日常生活、情感方式、文化心理都有邏輯可循。

  王安憶也打比方,莫言像道家,劉慶邦是儒家,前者把現實變形,扭曲,而劉慶邦的寫作,則一直穩穩地在倫理的運行中開展。正因如此,劉慶邦被人說“寫得老實”。

  生活里,劉慶邦給人的印象是認真、沉著、靠得住。徐迅是劉慶邦在中國煤礦作家協會的同事,兩人一起做評獎的工作,劉慶邦強調評獎的紀律,要大家注意保密。就連坐在一塊玩牌,劉慶邦看出他在玩鬧,也會輕言慢語地規勸,“打牌要認真,打牌都不認真怎么行呢。”

  除了“寫得老實”,他的小說還透著辛辣,劉慶邦的很多小說反思國民的劣根性。成為作家之前,他當了19年農民,又在礦上生活過九年,下過井、拉過煤,對底層民眾的甘苦、欲望、對社會迅速轉型時期劇烈的沖突非常熟稔。這些都是生活賦予他的寫作的饋贈。

  到城里去

  劉慶邦出生于河南農村。他是67屆初中生,趕上“文革”學校停課,他跟著紅衛兵全國大串聯,跑遍了北京上海這些城市,心跑野了,不甘心待在農村,一直想擺脫農民身份。他跟開封下來的知青交談,心里暗暗比較自己和別人誰看的小說多。城鄉意識沖突中,農民矛盾又復雜的身份自覺,在劉慶邦塑造的很多人物身上都有體現。

  很多學生回鄉后就徹底成了農民,劉慶邦卻沒放棄讀寫。母親不識字,但很尊重他寫作,夜晚會把唯一一盞煤油燈讓給他。沒什么書報借鑒,他從模仿縣里廣播站播的批判稿起步,照葫蘆畫瓢,為了讓稿子順利被采用,特地在自己名字前強調“貧農社員”。

  升學路泡湯后,想要從農村走出來很難,劉慶邦應征當兵,可父親當過國民黨軍官,一政審就把他刷下來了。1970年煤礦招工,劉慶邦最早得到消息,買了一盒煙,給支書遞一支,給大隊長遞一支,跟他們說情,獲得了去新密煤礦的機會。

  礦上成立宣傳隊,他是負責人,后來宣傳隊解散了,他不甘心重新當工人,總想找點額外的事干,就開始寫小說。第一篇作品《棉紗白生生》寫煤礦上一個老礦工,“文革”期間刊物停辦,寫出來就壓箱底了,六年后才拿出來投稿。現在看來,劉慶邦覺得那篇小說寫得像好人好事,水平不高,好在“是從熟悉的生活開始寫,沒有胡編亂造,開始就有原型”。

  在煤礦,劉慶邦吃上了商品糧,拿了工資,成了公家人,完成了從鄉下到城市的跨躍。他是當代中國社會迅速城市化與大遷徙中的一員。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遷徙規模與轉型速度,給每個人心靈造成沖擊,打上很深的烙印。

  煤礦是城鄉結合部。劉慶邦解釋,煤礦多數是在山區或者離農村很近,地下挖煤,井上種莊稼。礦區里面好像一個小社會。幼兒園、學校、商場,城市里有的差不多煤礦里邊都有。一個農民礦工到煤礦,千方百計想轉成正式工,一下子就從農民之身變成了工人之身,從農業戶口變成非農業戶口。

  他以農村人去煤礦工作為背景,寫過很多主人公努力跨越城鄉、階層藩籬的故事。《紅煤》寫的是一個農村小伙從打工青年到不法煤窯主的進城奮斗與變異史,而新作《家長》里從農村進城的王國慧逼著兒子求學上進,也可以看成是農村女性在城市謀求出路的歷程。劉慶邦尊重他們的奮斗精神,也通過他們,揭示了底層勞動者在城市化、工業化進程中承擔的心靈重負與沉痛代價。

  1978年,劉慶邦調到北京一家煤礦工人雜志當編輯,住在9平方米的小屋里,在廚房的灶臺上寫作。為了擠出寫作的時間,他養成了早早入睡、早上四點起床寫作的習慣,寫完當天的內容再去上班。第一本長篇《斷層》就是這么寫成的。為了鍛煉自己寫作的意志力,他甚至會堅持在大年初一早上起來寫作。

  如今,劉慶邦已經在北京生活四十年有余,每年他還會回到老家和礦上轉轉,那里有他的很多親戚和朋友。

  四十年書寫煤礦

  徐迅對劉慶邦的印象是很能喝酒,劉慶邦的酒量是在礦下鍛煉出來的。礦下是男人的世界,礦工的生活貧乏又艱辛,談論女人和喝酒是為數不多的消遣。在井下,劉慶邦經歷過各種事故。一次本該他下礦,工友有事找他換班,結果那天下井的工友遇到瓦斯爆炸。所幸人救了回來。他在煤礦工作期間,最大的一次事故是因為煤層著火造成井下缺氧,八十個人就活活悶死了。一臺臺棺材擺在礦務局,不敢通知家屬,給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

  那段生活使劉慶邦對礦工產生了親密的、生死與共的感情,一說寫礦工,腦子里立刻就有很多形象活躍起來。許多中國作家都曾寫過煤礦題材或是從煤礦走出來的,耳熟能詳的有寫《人民的名義》的周梅森,還有陳建功和譚談,但沒有一個人像劉慶邦這樣持續地書寫煤礦。

  80年代,劉慶邦創作了關于煤礦的第一部長篇《斷層》。當時正值改革文學熱潮,《斷層》中的人物和故事展現的對現代化的熱切追求,可以看到時代話語的痕跡。那時,劉慶邦工作的煤礦雜志名字叫《他們特別能戰斗》,后來雜志改名叫《中國煤炭報》。他當記者跑遍了全國的大小煤礦,提高了眼界,也拉開距離,回望反思礦工的生活。

  90年代初,劉慶邦在《中國煤炭報》副刊部做主任時,煤礦上誕生了一種殘忍的作案手法,作案人把受害人拐騙到礦下殺害,偽裝成礦難事故,并以死難者家屬的身份向礦上訛詐賠償。被誘騙的對象,俗稱“豬仔”。“殺豬仔”在全國各地的黑煤窯中一度猖獗,幾近“產業”。遼西發生“殺豬仔”大案時,劉慶邦所在的報紙去了兩位記者,寫了五千字的長篇通訊發在報紙上。劉慶邦覺得震撼,就以此為素材寫了中篇《神木》,小說被導演李楊改編成電影《盲井》,獲得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,至今仍被影迷視為經典。

  1996年,平頂山煤礦發生重大煤氣爆炸,84名礦工遇難。劉慶邦背著小挎包奔赴現場,“礦工家屬都很年輕,孩子都很小,一次一次哭倒了,昏過去。一昏過去就打吊針,然后醒過來又再哭,再搶救,有好多好多的細節都讓人受不了。” 回來后劉慶邦寫了紀實文學《生命悲憫》,產生了很大的影響,甚至一度變成了煤礦安全生產的教材,有礦工給他送錦旗。

  有一次,有個礦工家屬正在等被困在井下的父親,見劉慶邦是記者,問他:“如果我爸真出不來,我能不能頂替他參加工作?”劉慶邦感到這話里深深的悲哀,卻無法寫進報道,于是把這件事寫成小說。2005年前后,國內的礦難到達高峰。小說《紅煤》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寫就,反思欲望對人性的扭曲。

  除了采訪礦難事故,劉慶邦還去非常落后的小煤窯。越是簡陋的小煤窯,適合進入文學的東西越多。聽說河北孟縣還有小煤窯用騾子拉煤,他對人和動物的關系很感興趣,跑去住了半個月,回來就寫了幾篇小說。而現代化程度越高,關于人的事兒就越少。

  近些年隨著機械化采煤的普及,過去的放炮、打眼、支護這樣落后的方式被拋棄了,煤礦事故率也減少了很多,如何書寫新的煤炭題材是要重新思考的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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